Sheng Songche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a good 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 “十五五” 規劃建議。“十五五” 規劃作為 2035 年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承上啓下的五年規劃，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報用 “夯實基礎、全面發力” 來描述 “十五五” 時期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作用，既要 “質的有效提升”，也要 “量的合理增長”。可見在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國家對經濟增速也有一定要求，未來十年仍需保持年均 4.5% 以上的增速。這是根據到 2035 年我國人均 GDP 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 GDP 超過 20,000 美元）簡單測算的。因為我們 “兩步走” 的目標明確了，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一、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公報將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 放在最突出的位置，這表明我國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已經進入縱深階段。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一個抓手是發展好生產性服務業。2024 年我在《文匯報》理論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生產性服務業如何賦能新質生產力》。在這個研究中，我們發現我國生產性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剛剛超過 30%，與美國的差距明顯，尤其是高附加值行業（比如研發、信息技術服務、商務服務等）。儘管美國製造業佔比低（只有 10% 左右），但其生產性服務業佔比是很高的（佔美國 GDP 的 47.5%），是美國服務業的 “大頭”。生產性服務業佔比高，對製造業的幫助和促進是很大的。在數字經濟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加速融合的情況下，高端製造業一定要有先進服務業的支撐。四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提出，要 “保持製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這些為服務業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指明瞭方向。

二、全面擴大內需應着重考慮消費和投資的良性循環

早在 2024 年 12 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第一大任務就是 “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經濟政策的着力點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以消費提振暢通經濟循環，以消費升級引領產業升級”（例如 5G 和新能源車等）。我認為，這標誌着我國宏觀政策的重大轉變，具有里程碑意義。傳統投資過度擴張是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一大症結。今年三季度，我國產能利用率為 74.6%，低於正常水平（我國 2006-2019 年的產能利用率平均為 77% 左右）。因此，正確處理消費和投資的關係十分重要。

我在 2023 年初就發表文章呼籲 “消費和投資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詳見《消費和投資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上海證券報》，2023-02-19）。提振消費不僅能增加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還能催生出新生、豐富、高層次消費需求，促進高質效投資。應認識到只有無效的投資，沒有無效的消費。我國消費和投資之間應該實現一種更加平衡的良性互動。

本次四中全會也明確提出這樣的要求，例如 “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國家已經在這方面推進部署，比如育兒補貼、學前教育學費減免等，現在也鼓勵人才多元化發展，不僅僅是培養大學生，也在增加技能類人才培養），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大力提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此前是 “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

在提振消費方面，我想補充一點，就是通過税制改革提高地方政府促消費的積極性。比如優化增值税分配機制，側重更加精準地實施對消費地的補償（目前我國增值税分配遵循的是 “生產地原則”）。

三、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政策要適應新形勢的實際需要

公報提出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2013 年 “自貿區戰略” 和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以來，我國開始走向 “引進來” 與 “走出去” 並重的 “雙向投資” 階段，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全球的位次也開始進入前三名。2015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ODI）首度超過引入外資規模（FDI）。同時，我國貿易伙伴日趨多元化，貿易集中度總體呈下降趨勢，對前三大貿易伙伴（東盟、歐盟、美國）出口佔出口總額的比重從 2019 年的 50.8% 降至 2024 年的 45.5%，而對 “一帶一路” 國家出口佔比加速提升，目前已高達 47%。而來自美國的貿易順差佔我國貨物貿易順差的比重從 2018 年的 92.1% 持續下降至 2024 年的 36.4%，是最近十年來的最低點。這些變化意味着，人民幣匯率中長期穩中有升總體上會更有利於我國雙向開放和對外經貿關係。

企業通過人民幣開展國際結算，可以有效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目前我國貨物貿易中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比例已達 30%，部分地區（如廣東）則高達 50% 以上。

我還有一個建議，就是可以考慮人民幣作為類避險貨幣，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已具備避險貨幣的部分屬性，在制度信用（政府和央行承諾穩定）和宏觀穩定（低通脹、順差、鉅額外儲）方面，目前人民幣已有相當優勢。

人民幣成為 “類避險” 貨幣，可以提升其在全球投資組合中的權重，減少短期資金 “快進快出” 帶來的波動性，緩解目前較低利率水平下資本外流壓力，為貨幣政策留出更大操作空間。

總之，我學習黨的四中全會精神突出的體會是，全會強調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相輔相成，將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放在突出位置，全面擴大內需和統一大市場建設向縱深發展。這次會議也很重視民生和人的全面發展，以及實現共同富裕。

（作者：盛松成，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本文系盛松成教授 2025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主辦的 “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暨 ‘十五五’ 規劃展望專家研討會” 的發言，本文僅反映作者觀點，不代表所供職機構意見）

本文作者：，文章盛松成來源：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原文標題：《聚焦四中全會 | 盛松成：經濟高質量發展需平衡好消費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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