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quarie: Have investors exited the low interest rate world?

智通財經 APP 獲悉，麥格理報告指出，低波動時代已經結束，投資者正面臨一個通脹結果波動性更高的世界，“適當” 社會、政治和經濟規範的共識已經崩潰。該行認為，未來既不屬於持續通縮，也不屬於持續高通脹，而是兩者並存：一個高實際利率波動的世界，受到央行和投資者都無法預測或估計的外生衝擊的影響。未來一段時間投資者仍將處於低利率世界，2% 和 5% 的利率都有可能。

儘管 G5 通脹已迴歸至新冠疫情前的軌跡 (-2%)，但平均值掩蓋了日益加劇的不同步性。

除中國出現一些波動外，美國、英國、歐元區和日本的通脹在近三十年來一直保持着驚人的一致性：20 世紀 90 年代至 2020 年以通縮趨勢為主，隨後在 2021-2022 年因全球疫情出現同步飆升，並在 2023-2024 年同樣快速回落。

但在過去六個月裏，不同步的證據不斷積累，歐元區的通縮加劇，而英國和日本的通脹卻居高不下。

儘管美聯儲的目標已達成，但 “特朗普 2.0” 的混亂政策 (如關税、貿易、移民政策) 正威脅着美國通脹的穩定。

投資者面臨的是一個通脹結果波動性更高的世界 (因此貨幣政策也常常不同步)，還是持續高通脹甚至可能陷入滯脹的新均衡？

無論是稱之為 “長期停滯”(沒有刺激就無法增長)，還是用更專業的術語 “實際中性利率下降”，兩代投資者都是在通縮世界中成長起來的，這一時代由技術與金融化的融合推動。這個時代有利於大多數資產的升值，尤其是那些最接近債務源頭的資產 (如金融和投機資產) 和數字資本。實際利率的下降 (美國從 20 世紀 80 年代的 3-4% 降至 0.5-1%，歐元區和日本則為 - 50 至 - 100 個基點)，使得央行別無選擇，只能通過降息和注入流動性來刺激經濟。

然而，社會對隨之而來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強烈反對，以及人力價值的侵蝕 (即勞動的邊際效用遞減) 和傳統資本的貶值，營造了一種有害的氛圍。

無論是波蘭、美國、英國等國從右翼到左翼再到右翼的快速搖擺等非正統選舉結果，文化衝突，英國脱歐等破壞性公投，社會兩極分化，還是對全球規範的破壞，這些都是一種 “疾病” 的症狀：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到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主導的 “適當” 社會、政治和經濟規範的共識已經崩潰。

新冠疫情加劇了這種焦慮，重新引發了潛伏的通脹波動。

如果民主黨獲勝，或者中國致力於強勁的結構性改革步伐，不確定性是否會不那麼明顯？這是值得商榷的。

但有一點早已清楚，低波動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這些因素的破壞性會有多大。政治、地緣政治、氣候、醫療保健，以及我們通過貿易、財政、貨幣或軍事手段做出的反應。

我們認為，未來既不屬於持續通縮，也不屬於持續高通脹，而是兩者並存：一個高實際利率波動的世界，受到央行和投資者都無法預測或估計的外生衝擊的影響。風險溢價和通脹也是如此。

然而，從長遠來看，通縮將被證明是更強的力量，因為勞動力和資本的去中介化將重新定義兩者的角色，釋放生產力激增。

但這還需要數年時間，與此同時，投資者將不斷爭論，除了不確定性之外，無法達成任何共識：5 年內發生了 3 次重大事件;做好迎接更多事件的準備。

我們尚未退出低利率世界，2% 和 5% 的利率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