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dgewater Associates founder Ray Dalio's 10,000-word article: "Civil War?"

當地時間週一，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表長文——《內戰？》。

達利歐圍繞國家內部的週期中的 “第五階段” 與 “第六階段” 進行分析。根據達利歐的總結，第五階段正是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在一個國家內部的週期中具有關鍵意義，美國正處於這一階段。

達利歐總結了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 “有毒組合”，包括：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

這些 “毒性混合” 通常伴隨着其他問題。以下因素出現得越多，發生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社會矛盾激化，富人與窮人之間缺乏共情與聯繫；政治極化、中間派式微，民粹力量崛起；官僚主義橫行，有效改革難以推進；媒體失真，真相喪失，信息被操控用於鬥爭；法治弱化，人們更關注情緒與立場，規則被棄；暴力抗議頻發。

文章強調，解決之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強有力的和平改革者。國家要避免災難性崩潰，就必須在第五階段發力，推動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實現更公平的財富與機會分配，保持社會凝聚力。這種領導人需要具備團結全社會的能力，而不是激化對立。

達利歐告誡，不要盲目相信 “這不會發生在我們這裏”。成功的國家，是那些能在週期中不斷自我修復、不斷適應變化的國家。

達利歐的最新文章，正值洛杉磯動盪升級之際：

據新華社報道，加利福尼亞州政府 9 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定美國總統特朗普 7 日發佈的總統備忘錄和美國防部據此調遣加州國民警衞隊進入洛杉磯地區的命令違法，並請求法院撤銷相關命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公開支持逮捕加州州長紐森的建議，稱派遣國民警衞隊是很好的決定，不想發生內戰。

美國可能已經進入 “內戰前階段”

達利歐憑藉自己超過 50 年的全球投資經驗，以及對過去 500 年曆史興衰週期的研究，構建了一個理解世界秩序演變的模板。他認為，當前全球正在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正以驚人的相似度，印證着他在此前著作《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中提出的理論模型：

在我 2021 年出版的《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我描述了一個模板，可以用來與實際發展進行對照，從而幫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變的。我還解釋了那些推動世界秩序變動的大週期中，永恆且普遍的因果關係。這個模板讓我相信，貨幣體系、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會出現趨同式的崩潰。不幸的是，現實中發生的事件正與這一模板高度吻合。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幫助你從我提出的這個模板的角度來理解近期的發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國內秩序的瓦解（我將其描述為某種形式的 “內戰”，不過這不一定意味着人們會互相殘殺）。

在這篇文章中，他發出了一個略帶寒意的警告：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可能已經進入了他所描述的大週期中的 “第五階段”——一個他稱之為 “內戰前階段” 的時期。達利歐的核心觀點是，當一個國家同時出現三大要素——嚴重的財政困境、巨大的內部財富與價值觀鴻溝，以及劇烈的外部經濟衝擊時，一套 “有毒組合” 就形成了，這往往是通往大規模內部衝突，甚至是革命的序曲。

他詳細剖析了從第五階段滑向第六階段（即內戰階段）的種種跡象和內在邏輯。

“有毒組合”：引爆衝突的三大要素

達利歐首先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他稱之為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 “有毒組合”。這個組合包含三個關鍵部分：

• 國家和民眾的財務狀況普遍惡化，尤其是揹負着鉅額債務和無法兑現的承諾。
• 社會內部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和價值觀分歧，不同階層之間彷彿生活在兩個世界。
• 遭遇了一次劇烈的經濟衝擊，比如金融泡沫破裂、大規模自然災害（疫情就是典型例子），或是戰爭。

他打了個比方，這次衝擊就像一次 “金融壓力測試”。一個國家的財政健康狀況就是它的 “緩衝墊”。如果緩衝墊足夠厚，或許還能扛過去；但如果本就債台高築、貧富懸殊，那這次測試就可能直接讓系統崩潰。

達利歐通過研究 50 多次內戰和革命後發現了一個規律，他指出：“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並存。”

為什麼政府的財政如此關鍵？因為當私營部門出現危機時，政府是最後的救助者。可如果政府自己也 “沒錢” 了，它就無法履行救助職能，無法維持社會基本運轉，也就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和自身的 “權力”。一個標誌性的信號就是，政府的赤字大到除了本國央行，沒人願意再購買它的國債。這時，能印鈔的政府（如美國聯邦政府）會瘋狂印錢，導致貨幣貶值；而不能印鈔的地方政府（如美國的州政府），則只能選擇增税和削減公共開支，這又會激化與富裕階層的矛盾，導致他們 “用腳投票”，紛紛遷離。

達利歐表示，他在撰寫本文時，這種晚週期債務動態正出現在美國的聯邦和州層面，其主要區別在於：

州政府無法印鈔還債，而聯邦政府可以。聯邦和許多州、市政府都面臨赤字龐大、債務沉重和財富差距懸殊的問題，而美聯儲擁有印鈔能力。美聯儲印錢併購買聯邦政府債務，可以資助支出遠大於收入的聯邦政府。這雖然在幫助聯邦政府及其扶助對象，但也讓持有美元和美元債務的人在實際購買力上遭受了巨大損失。

那些財富差距最大、債務最重、收入下降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城市、州和國家）最可能爆發衝突。有趣的是，美國那些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債務最重、財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例如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新澤西州。

從制度失靈到人心撕裂：第五階段的典型症狀

達利歐進一步警告説，上述的 “有毒組合” 通常不會單獨出現，它總是伴隨着其他一系列加劇局勢惡化的問題。他明確指出，以下這些因素出現的越多，一個社會滑向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頹廢：在週期的後期，社會風氣從注重生產性投資轉向追求享樂和奢侈消費。富人們認為這是他們應得的享受，而窮人們在困苦中目睹這一切，只會感到極度的不公和憤怒。這種奢靡不僅激化社會矛盾，還削弱了國家的長期生產力。

官僚主義：隨着系統變得越來越複雜，僵化的規則和程序會阻礙那些顯而易見的好事發生。達利歐以美國的教育體系為例，憲法將教育權下放到地方，導致富裕地區的學校遠超貧困地區，形成制度性的不公。儘管人人都知道這不合理，但根深蒂固的體系使其幾乎無法被改革。

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當民眾的不滿和憤怒累積到一定程度，那些自稱 “為普通人而戰” 的民粹主義領袖便會崛起。他們無論是來自左翼還是右翼，都傾向於對抗而非合作，加劇了社會的政治極化。達利歐認為，中間派的消失是第五階段的典型特徵，到了第六階段，中間派將蕩然無存。

階級鬥爭：在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傾向於用刻板印象將他人劃分為敵我陣營。對其他階級的 “妖魔化” 和 “替罪羊化” 開始盛行，這種情緒在第六階段會演變成極其危險的排斥、監禁甚至消滅對方的衝動。

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媒體不再是真相的守護者，而是淪為政治鬥爭的武器。左右兩派的媒體與政治力量聯手，通過歪曲和宣傳來攻擊對手。達利歐引用蓋洛普民調數據指出，美國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已從 1976 年的 72% 暴跌至近年來的 41%。他甚至分享了個人經歷：一位功勳卓著的將軍因害怕被媒體和網絡暴力傷害家人，而不敢競選公職服務國家。

規則被拋棄：當 “不惜一切代價獲勝” 成為常態

達利歐指出，從第五階段滑向第六階段（即內戰）的轉折點，在於人們對待規則和體系的態度。

當人們對各自 “訴求” 的激情，壓倒了對維護體系本身重要性的認同時，這個體系就岌岌可危了。法律和規則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大多數人願意在框架內合作與妥協。可一旦人們不再講理，而是被情緒驅動時，情況就完全變了。達利歐一針見血地指出：“當 ‘獲勝’ 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鬥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不斷升級。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信念而戰，卻沒人能達成共識時，整個系統便瀕臨內戰或革命的邊緣。”

這種 “不惜一切代價獲勝” 的心態會如何表現？他列舉了幾點：當權者將法律和警察系統當作政治武器；抗議活動愈發頻繁和暴力；人們開始訴諸赤裸裸的力量對抗，而非規則內的博弈。此時，社會秩序的崩潰已近在咫尺。

正是在這個階段，達利歐提出了一個看似冷酷卻極為現實的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 因為歷史反覆證明，當風暴真正來臨時，離開的大門往往會突然關閉，無論是人身自由還是資本流動，都會受到嚴格的限制。

第六階段的殘酷真相：內戰與秩序重建

如果社會最終未能懸崖勒馬，會發生什麼？達利歐毫不避諱地描述了 “第六階段：內戰爆發時” 的殘酷圖景。他強調，我們不應抱有 “這在我們這兒不會發生” 的僥倖心理，因為歷史表明，內戰幾乎是週期演化的必然結果。

在探討社會撕裂的原因時，達利歐也毫不避諱地指出了民主制度在危機時期的內在脆弱性。他認為，“一人一票” 的民主過程，往往使選民更容易被候選人的 “人氣” 而非實際能力所左右。在劇烈的衝突時期，民主所依賴的協商與妥協機制，會因為各方立場尖鋭對立而陷入癱瘓，導致治理效率低下，民怨沸騰。

這種治理真空恰恰為另一種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土壤。達利歐警告説，民主制度最大的風險之一，就是其功能失調最終可能引發一場由 “民粹主義強人領導的革命”。這些強人承諾帶來秩序和強有力的領導，迎合了那些渴望穩定的大眾心理。他引用了大量歷史案例來佐證這一觀點，比如古羅馬共和國的解體、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崩潰等。

內戰的本質，是一場徹底的財富和權力大洗牌，是對一個已經失靈、無法自我修復的舊秩序的顛覆。達利歐提到，內戰的殘酷性遠超人們的想象。它是一場 “你死我活” 的鬥爭，每個人都必須選邊站隊，根本沒有中間地帶，“中間派在刀光劍影中最容易出局。”

此外，內部的混亂往往會引來外部勢力的干預，他們會為了自身利益而支持某一方，讓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和血腥。這也是為什麼內戰與外部戰爭常常同時爆發的原因。

達利歐還觀察到一個現象：領導這些革命的，往往不是赤貧的底層民眾，而是受過良好教育、頗具魅力的中產階層人士。他們擅長組織和動員，能夠將各種不滿情緒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變革力量。

儘管內戰與革命的代價極為慘重，但達利歐也指出，它並非只有毀滅。如果處理得當，它可以摧毀僵化腐朽的舊制度，為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具活力的社會打下基礎。他認為，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社會需要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者。

第一種是極其罕見的 “強有力的和平締造者”，他們擁有卓越的智慧和手腕，能夠團結對立的派系，通過和平改革重新構建一個讓大多數人受益的新秩序。第二種則是更常見的 “強有力的戰鬥者”，他們能帶領自己的陣營在殘酷的鬥爭中勝出，用暴力來建立新秩序。

無論新秩序由誰建立，其成敗的最終標準只有一個：“是否能實現廣泛的經濟繁榮”。如果不能讓大多數人的生活得到改善，那麼這個新政權也終將重蹈覆轍。

總結：演化中的抉擇

在文章的最後，達利歐重申了他的核心世界觀：世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除了 “演化”。成功的關鍵在於理解我們正處於週期的哪個階段，並採取恰當的應對策略。

最終，達利歐給出的 “最響亮、最明確” 的歷史教訓是：“通過高效協作建立共贏關係、共同擴大併合理分配 ‘蛋糕’，讓大多數人都感到滿意，比為財富與權力而內戰、導致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報、也少得多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