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n the Federal Reserve replicate the 2019-style interest rate cut this time?

在特朗普 “迴歸” 的背景下,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指出,美聯儲面臨的經濟挑戰與 2019 年大相徑庭,尤其是特朗普 2.0 時代的貿易政策使得局勢更加複雜。當前美國高通脹逐漸回落,但仍略高於 2%。管濤認為,美聯儲需謹慎應對,因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可能導致通脹和經濟緊縮,增加經濟困境風險。2019 年美聯儲的降息是出於全球經濟影響和温和通脹壓力,但此次降息的效果可能不同。
特朗普 “迴歸” 背景下,美聯儲是否能像 2019 年那樣通過降息來應對潛在的經濟挑戰?
31 日,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發表文章認為,當前美國經濟形勢與 2019 年大不相同,尤其是特朗普 2.0 時代的貿易政策,使得美聯儲面臨的挑戰更加複雜。
當前美國處於高通脹向趨勢值迴歸的後期, 即通脹顯著回落但仍略高於 2%。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既可能導致通脹,也可能導致經濟緊縮,這都將限制美聯儲的政策空間,並增加美國經濟陷入困境的風險。
“對於美聯儲來講,或是 ‘怕什麼來什麼’。特朗普 2.0 經貿摩擦的烈度已超過了特朗普 1.0,將增加通脹黏性甚至引發二次通脹的風險。”
考慮到當前複雜的經濟形勢,美聯儲在未來的政策選擇上需要格外謹慎。
解碼六年前的美聯儲降息
在 2018 年鮑威爾接任美聯儲主席後,延續了加息政策。然而,2019 年上半年,美聯儲轉為按兵不動,隨後在下半年連續三次降息。 那麼,當時的降息是出於什麼考慮呢?管濤認為,這是 “鑑於全球發展對經濟前景的影響以及温和的通脹壓力”。
“降息前夕,美國勞動力市場狀況仍然強勁,經濟温和增長,同時整體與核心通脹率持續低於 2% 且長期通脹預期基本穩定。美中不足的是,全球貿易局勢緊張、地緣政治衝突以及英國無協議脱歐風險上升造成的海外經濟放緩,有可能拖累美國商業信心和企業資本支出計劃。不過,7 月 31 日首次降息時,鮑威爾強調這只是保險式或預防式的降息。”
雖然當時的美國勞動力市場強勁,經濟温和增長,但美聯儲仍採取了 “預防式降息”。 這種降息對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9 年下半年,美國實際 GDP 增速有所回升,全年增長 2.6%,失業率維持在低位。
但管濤也指出, 2019 年的降息是 “錦上添花” 而非 “雪中送炭”。當時,海外經濟放緩的影響不及預期,市場風險偏好趨於改善。
當前二次通脹的風險較高
文章認為,當前美國面臨的經濟形勢與 2019 年有顯著不同。
當前美國處於高通脹向趨勢值迴歸的後期, 即通脹顯著回落但仍略高於 2%。根據最新的點陣圖,顯示美聯儲下調了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但上調了核心 PCE 通脹預測。 關鍵在於特朗普 2.0 時代的貿易政策。特朗普 2.0 經貿摩擦的烈度已超過了特朗普 1.0,增加了通脹黏性甚至引發二次通脹的風險。
此外,特朗普 2.0 時代的關税衝擊範圍更廣。密歇根大學的調查,顯示一年期通脹預期持續回升。關税政策可能導致的循環報復。
此前,芝加哥聯儲主席警告, 指出如果美國債券市場投資者開始預期更高的通脹,將構成 “重大危險信號”。
考慮到即將宣佈的 “對等關税” 政策,高盛也將未來 12 個月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概率從此前的 20% 大幅提升至 35%,幾乎翻倍。高盛在中警告稱:
“我們上調衰退概率反映了我們更低的經濟基準預期、家庭和企業信心的急劇惡化,以及白宮官員表示為實現其政策目標而更願意容忍短期經濟疲軟的言論。”
謹防經貿摩擦的緊縮效應
管濤認為,關税政策的雙重影響。一方面,關税通過增加進口成本推高物價,具有通脹效應;另一方面,關税也可能通過減少出口需求,拖累經濟增長,具有通縮效應。
儘管經濟放緩可能為美聯儲降息創造條件,但降息的刺激效果可能有限。更重要的是,當前貨幣政策具有侷限性。鮑威爾曾指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工具無法解決企業想要的國際貿易的既定路線圖。
美聯儲在應對經濟挑戰時,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受到限制, 而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則增加了經濟下行的風險。考慮到當前複雜的經濟形勢,美聯儲在未來的政策選擇上需要格外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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