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濤：美國選舉結果對美股影響有限

儘管當下特朗普民調領先，但在政治不敏感的西方社會，如何真實評估支持率是一件難事，對於旁觀者來説，大選是一個混沌系統，走向難以預測。

美國總統電視辯論的話題順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選民關注議題的重要性排序——經濟和通脹問題居首，隨後是移民問題和外交政策，這些關係到美國人的核心利益。墮胎和槍支自由等傳統的價值觀議題則着墨較輕，這也反映出美國兩黨某種程度的 “默契”：抓住關係核心利益的主要矛盾，降低虛無縹緲的 “價值認知” 議題的優先級。

根據蓋勒普的統計，36% 的美國人認為經濟問題是最重要的關切點，遠高於 2020 年大選同期的 9%，也高於 2016 年大選同期的 27%。在美國人對經濟問題的具體關切中，最為突出的是通脹，因為通脹直接關係到美國民眾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安全感。儘管從宏觀角度來看，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企業利潤均表現不俗，但背後呈現的是結構的明顯分化。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面臨着截然不同的情形，前者收入增長，後者卻面臨逆風。居民部門也有分化。一部分居民受益於美股和地產的雙重上漲帶來的資產性收入增加，但是沒有額外資產性收入或揹負了債務的中下階層，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以及需要照顧家庭的非就業羣體，更多地承受了通脹帶來的經濟壓力。

與疫情前比，美國居民勞動報酬收入增長 24.7%，財產性收入增長 26.7%，轉移支付收入增長 35.2%；其中，租金收入增長 40.3%，股息收入增長 37.0%，社會福利轉移支付增長 33.5%。這體現為財富光譜兩端的居民（前 1% 和後 50%）佔社會總財富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中間階層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卻有所增加。美國的經濟調查數據顯示，民眾對經濟的感受與實際經濟狀況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種現象被稱為 “氛圍衰退”。

現任總統拜登在通脹問題上並不佔據優勢，自 2021 年底開始，通脹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這對拜登來説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每次通脹報告發布後，白宮都會及時發表評論，這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是不曾有過的，也説明拜登清楚地認識到平抑通脹對於支持率的重要性。而前總統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不同族裔的通脹承受力差異，指出黑人和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羣體在通脹中更加受損。

特朗普對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民主黨支持者的主動拉攏，並非是 “以卵擊石”，而是 “有的放矢”，意圖激發美國日益複雜的 “身份政治” 標籤。因為今天的美國選民早已不再被傳統的單一標籤所限定（區域標籤、人種標籤、階級標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複雜多元的身份認同和政治傾向，而捕捉不同的 “身份政治” 標籤，則是美國政治的精華所在。

有意思的是，“身份政治” 作為西方左翼後現代轉向的時代產物，以激進左翼的新社會運動開場，以中左翼政黨在全球化時代的體制化、表演化為內核，最終卻引發了右翼民粹主義復興和自由主義基礎的潰敗。當下，政治光譜中的左、中、右都在進行着温和改良：共和黨開始同情少數族裔，民主黨開始修牆反移民，選票至上模糊了政治本位的立場。

經歷了 8 年的政治洗禮後，特朗普也不再展現出極其民粹的一面，不再像 2016 年那樣喜歡在辯論中強調自己與 “傳統政客” 的區別。過去 8 年，特朗普與共和黨相互影響，早已成為共和黨的主流代表。他也不再是政治的 “門外漢”，而開始越發熟悉自己當初所鄙夷的 “傳統政客” 那一套利益交換的思維。

對美國現任總統來説，電視辯論是一把雙刃劍，他們更多的時候是一個防守者，需要首先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而競爭者則相對輕鬆，只需要專注攻擊在任者的弱點即可。儘管拜登在電視辯論中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但我們依然不能忽視在任者的競選優勢，這點從最近結束的法國選舉中可以窺見一二。

馬克龍在經歷歐洲議會選舉慘敗後，選擇瞭解散法國議會提前選舉，儘管選舉前景不被民調所看好，但選舉結果展現了 “絕地反擊” 的一面。7 月 7 日法國議會第二輪開票結果顯示，極右翼席位遠低於民調預期，這反映在任總統在政黨間的交涉和協同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優勢。

在今天這個對政治不敏感的西方社會，如何真實評估西方國家在任者的支持率是一件難事。眼前的諸多選舉結果提醒我們，在任者的優勢往往容易被低估。拜登作為在任總統，總是可以動用比競爭對手更多的政策手段，尤其是在經濟和股市表現穩健的情況下，還有更大的政策空間可以動用。5 月美國財政赤字大超預期和季節性，6 月政府就業高增——從中可以看出拜登的決心。

儘管如此，當下搖擺州的民調數據對拜登而言並不樂觀，最新的民調顯示，拜登在 7 個搖擺州全部處於落後局面，且平均落後 4 個百分點。而特朗普在 2016 年的勝利得益於中間選民的支持，而 2020 年他在搖擺州的失利也是其敗選的關鍵。

但我們仍需對大選的結果保持謹慎，不宜過早地下定論。搖擺州的形成與其經濟結構和人口地理結構密切相關，這些地區的經濟結構出現了新舊交融，這使得搖擺州選民關注的問題更加多樣化，選民的身份政治標籤也更加複雜。而在大選的關鍵時刻，每個突發議題都可能會觸發不同的身份政治標籤，從而影響選舉的走向。

比如，2016 年希拉里在主要民調中領先，但最終因為郵件門事件而失利。而 2020 年特朗普面臨的突發挑戰是疫情。今年可能影響選舉走向的議題眾多，比如拜登兒子犯罪，特朗普刑事訴訟，油價，巴以等等。我們無法預知 2024 年大選前的關鍵時間，哪個標籤被突然觸發導致美國選舉朝着不可預測的方向發展。

對於旁觀者來説，美國大選是一個混沌系統，走向難以預測。

當前美國經濟的滯脹狀態，無論是前總統特朗普還是現總統拜登，都有所貢獻。特朗普對滯脹的貢獻主要在供給端，通過貿易脱鈎、加徵關税等方式維護美國傳統制造業的利益，結果是居民生活成本和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拜登對滯脹的貢獻主要在需求端，對中低收入羣體的轉移支付，對劣勢行業（製造、基建）的產業補貼，這種做法同樣是加大通脹壓力並且損害經濟效率。

兩位總統是一體兩面。他們雖然政策取向和價值觀不同，但面臨着相同的挑戰，比如貧富差距拉大、基礎設施老舊、製造空心化。他們所支持的也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比如特朗普傾向於通過減税和放松管制來促進經濟，而拜登傾向於通過財政補貼來支持弱勢羣體和低效率部門。

所以無論誰當選，都不會改變已經開啓的美國政府大財政時代，也不會改變美國經濟已經進入的新通脹週期，2018 年以前的低利率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特朗普在任期間對美股的態度積極，而拜登在任期間的美股表現也比較強勁，所以選舉結果對美股的風險似乎有限，除非像 2020 年一樣，失敗的一方不認可選舉結果，畢竟市場更喜歡確定性。

本文作者：宋雪濤 ( 證書編號：S1110517090003)，來源：雪濤宏觀筆記 (ID:xuetao_macro)，華爾街見聞專欄作者，原文標題：《宋雪濤：美國大選的半程思考》